外交话语和政策应该“讲条件”

外交话语和政策应该“讲条件”

任何真理都有前提，没有前提，真理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变得不伦不类。

我们的媒体总是谴责美国在对外援助时附带政治条件，有干涉他国内政之嫌；同时对我国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而颇为自得。附加条件到底对不对，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多数情况下附加条件是正确的。我们援助外国应该有正当理由，或救灾，或助贫；援助的款项用于救灾助贫，才能实现我们的意愿，达到我们的目的。如果老外对我们捐助的款项使用不当，或用于折腾，或被权贵们中饱私囊，那么我们的捐助就失去了意义，就造成了国民财富的巨大浪费。国内捐助也是如此，接受者对捐款的使用，必须尊重捐款者的意愿，花在应该花的地方，否则就会冷了捐助者的心，还会受到公众的指戳。为保证这一点，慈善机构和接受捐助者，应该做到花费公开或告知捐助者，让捐助者放心开心。我们在国际援助时应该明确捐款的用途，也即提出相应的附加条件，并监督其合理使用。当然，所提附加条件一般应限于捐款的用途。如果对接受者的道德、品行有怀疑，或者该国干过不少缺德事情，那么对其捐助就应该慎重、谨慎；提出另外的附加条件或许很有必要，比如不准继续作恶了，不准伤害民众了，甚至可以让其承诺推进制度的文明和进步。对美国提出的附加条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是正面的、符合正义原则的，那就无可厚非，甚至应该赞扬；如果提出的条件很无理很无赖，那就应该批评了。

我国在国际事务上使用最多的两句话是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各国事情应该由本国人民自己选择决定。这两句话表面上看来很不错，其实也是有条件的、有底线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自主选择自己的制度和发展道路，有权决定如何治理国家；但就像任何人绝对的自由、没有违法的自由一样，这种自主权也不能突破公平正义、普世价值、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国际共识的底线；这种自主必须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如果过于自主，为所欲为，毫无顾忌，那就不仅应该受到指责，甚至受到外部干涉也理所当然。你隔壁邻居家的男主人残暴成性，经常无端对女主人施加暴力，那你作为邻居就应该“干涉他家内政”，严厉指责、制止男主人的无耻行径；如果女主人到法院起诉，那么法院也有义务“干涉内政”；如果男主人的暴力行为对妻子伤害到一定程度，警察就应该出面“干涉”了，检察院随后也必须行使“干涉权”，对男主人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个道理相当浅显。同样的道理，对专制国家侵犯人权、迫害和镇压民众的 “内政”，国际社会就应该坚持公理和正义，予以严厉批评和谴责，及时制止其恶行；如果某个国家的“内政”过于出格和残暴，民众生命面临严重威胁，人道灾难在即，那么外部还应该加大“干涉”的力度，军事干涉也就非常必要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干涉”很正当，而且“干涉者”还应该受到普遍的尊重和敬仰；因为干涉会承担风险，并且需要付出巨大成本。不能无条件强调各国制度、发展道路应有各国人民自己选择和决定。对民主国家来说，基本不存在问题。但对专制国家来说，这样说就不大合适。专制政权掌掌控专政工具，依靠枪杆子的的威慑，建立起能稳固自己的统治、能方便自己谋私、让权力不受制约、能伤害民众自由和权利的制度；专制者制定的法律政策，也都是有利于权贵而损害民众利益的。民众根本没有发言权。你让他们如何自主？所以说“人民的自主”根本不存在。这种自主只能是专制者的自主。如果默许这种自主，无疑会纵容罪恶。因此，针对专制国家，我们最好别说无用的“人民自主”，反而应该指责专制者的无道和残暴，敦促他们尽快改邪归正。

我国非常渴望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负责任，就要有强烈的国际正义感，坚持国际公平正义原则，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在和别国打交道的时候，要不卑不亢，不欺软怕硬，也不低三下四；在国际场合，要行得正，走的端，讲公理、讲道德、讲道义，讲原则，不唯利是图，不见利忘义，不投机取巧；要敢于担当，勇于负责，自觉、积极地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甚至为此不惜牺牲自身的部分物质利益；这样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和信赖。我们不仅要积极参与低层次的国际救援和维和，在惩罚、打击、制裁专制贪腐政权、维护国际人道主义等方面，也要有声音有贡献；即使我们没有经济、物质上的支持和付出，也要明确发出与世界主流舆论相一致的声音，决不能为专制流氓政权作辩护，为其失势表示遗憾。在联合国重大事项表态的场合，正是树立国家形象的绝佳时机；千万不能袖手旁观，沉默无语，或摸棱两可，做老好人；要义正词严，敢作敢当；凡是符合正义的事情，要敢于和善于吆喝，不能说一些貌似正确而不解决问题的空话。